春天是否完全醒来

　　１９９６年我的母亲出走了。三年后的某一个下午我的母亲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看着走失了三年的母亲，沉睡的知觉某处有一种荒诞一点点地苏醒，疼痛的快感无从抑制，从胸腔蔓至最原始的神经。这样的痛，如果有血，应该血流成河，但它无形无影，只是极细密极细密地铺开全身，到最后提不起也放不下时，它便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隐藏起来。

 

　　门外的母亲站在被阳光搅乱了的天光中，她的影像一寸一寸地折射进我的眼睛里。在一瞬间我想到林子寺后的那条河。贴在墙角上滑黏的苔藓一年四季地青，一小片积水汪在门边，被雨浸得发黄的红柚木门轴吱呀呀转开，出现一个青砖细瓦的庭院，推开正房的后窗，一个女人正解开拴在木头上的船绳顺流远去，芦苇藏在河边风中未散的烟波里身不由己。

 

　　但随后我立即想到不应该是这样的情景。三年前出走的母亲应该面容紧绷疲倦，她别别歪歪地走上木板铺成的码头。她的生命猛地空虚了，就像一小块半干的海绵被一双粗糙的大手狠狠地攥了一下，她的生活又太仓促，每一次呼吸都是急促的，好让疲惫蚀刻她的生命。

 

　　又或者母亲是准备坐火车出走的。那天车站的人们异常兴奋，抑或异常悲伤：人们大声地道别。母亲在小摊贩那儿买了几根变质的香肠，却忘了塞进口袋里。她把头趴在行李上，模糊中感到自己的魂魄从骨髓中被拔了出来，从刺眼的阳光中漏进了破洞里去，像一块不规则的石头迅速下坠，砸向深不可测的散发霉气的冥域——黑洞的尽头有毛茸茸的灯光。

 

　　可是母亲在慌乱中遗忘了她的小女儿——苏珏，她忘记了我是与她穿在一起的眼线，我只要牵住线头，母亲在不久之后便会再次回到我的眼前。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接受母亲的出走的。年仅六岁的苏珏过早地学会了隐忍，过早地懂得太美满的事是会遭天妒的。１９９６年的春天，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如许多个其他的早晨一样，母亲在我还在熟睡的时候轻轻带上门。也许这次她还回过头看我一眼，然后徐徐关上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事情发生了。不可能装作若无其事，但大人们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挂在脸上。母亲失踪。她出走。她人间蒸发。她走失了。她不再回来。她不告而别。她抛弃了我。

 

　　那天早上我看见腊喳雀提前一个月飞进了镇子。这是一种尖喙比鸽子大不了多少的灰雀。我已经没有心情吃父亲给我做的米面了。在我意外地发现把面掉在桌上不会引起父亲的责怪后，就把一整碗都倒扣在桌子上。可是这一次父亲的脸色变了，他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似一枚枯萎的秋叶再次遇到西北的罡风。我呆在那里，觉得自己的心在下坠，再负荷不住跳动的程度，心脏就会滑出自己的身体。我小心翼翼地等待着父亲把桌子擦干净，但他突然把我抱在双膝上，指着他的胸口说，珏，我的血，快要从这里喷出来了……

 

　　父亲的眼里，有琐碎的阴霾。每当他的眼睛像沙漏一样均匀地在房间的角落里渗透出一点点目光，仿佛便可以从母亲留下的肉眼再无法看见的痕迹里偷偷地搬走一点什么，再辗转安置在他们共同记忆的某处时空里。光阴错落，如今这里只剩他，还有那个由他们的爱转化成胚胎，再长成人的小孩。可是我的父亲，此时此刻，把他的头埋在我的肩上，极力克制地颤抖着，像一个在路边丢了气球却没有人安慰的孩子。后来我才懂得，那是深藏却不敢在原地停留的思念。

 

　　我隐约感到一点解释谜团的头绪。就在前天，当父、母、我三个人比赛谁的眼睛对视得最久而不眨动的时候，母亲努力睁大的眼睛就变得像河水一样浑浊不清——卷起河底长了绿藻的年代久远的淤泥、古董和卵石，河沙的赭红色被稀释后漂浮在水面上——随后，眼泪就这样从她的一瞥间掉下来了。

 

　　当时，是“噗”的一丁点响；现在，已是家的决裂的呐喊了。

 

　　腊喳雀开始落在电线上，一不小心又顺着伸展出去的枝叶滑到梧桐树上，就像“生活”这个字眼儿，猝然跳到嘴边，有点咸涩黏滑的味道，但也只好顺着原来的意思吞了下去。

 

　　我既然无法帮助父亲寻找出走的母亲，就只能帮他找寻母亲出走的因由。一个女孩怎么也够不着大人们感情卧室的那个可即而不可望的窗口。即使我企图将自己垫高，询问四周的闲人或亲人，他们也不会告诉我，反而会以奇怪的脸孔来对付我：小孩家家的，管得着吗？于是，有时候睡到半夜醒来，我流泪时听见雨水滑过瓦檐，就像一个牙齿掉光了的老人吹出的口哨。我还发现那醒过来再睡不回去的下半夜长得不可估量。

 

　　我很幸运地没能吃上百家饭，因为那便意味着流落街头。

 

　　我的父亲在母亲舍家出走的三个星期之后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找出母亲出走的线索。如果那是他的选择，他没有容许我参与选择。

 

　　父亲走的前几天似乎有些征兆。恒阳之江的水溢出了河道，黑白电视上滚动式地播放着小镇政府汛潮期防洪的紧急通知，吊在屋檐底下的鸟巢掉了下来，又经过半空的蛛网一并在风中跌落。鸟巢已经是空的。那一天任何孩子都不自觉地赖了床，在母亲的唠叨叱骂中爬起来，忽然发现自己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了，天就这样压到了自己的眼前。我们一家在那间房子里居住了四年，每天总有人从前门离家而去，也总有人再从前门进入。然后，又会看见一家人坐在屋里告诉他（她）一切安好。

 

　　父亲的离去让六岁的珏博得了老人的怜悯。祖母立刻把我带到林子寺去住了一阵子。那时正值一年中最热的夏季，我时常看到歇耕的老黄牛散漫地卧在田野上，随意地啃着贴在田埂上枯黄的茅草，失水的草根如同鸡肋坚决地塞住了松动的牙齿。它失望地抬起头，回想春天碧地千里的氤氲。我茫然地坐在菩萨脚下，抬头目光凝看远处的那头牛，想着自己童年全部甜蜜的失落也不过如此。这头牛也分明活在菩萨脚跟下，怎么不见活得比其他牛更好些？而现在，我也要把我的命运交给我头上的这位神灵，请求她的庇护。那头牛时而转过头来瞅瞅我，即便有交遇的眼神，彼此看见，恐怕都是空的，忽然便有一种遭天遗弃的凄凉。但我还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庇护，每天准时地学着祖母虔诚的样子对菩萨顶礼膜拜。更确切地说，我以为，此时我多折一个纸质金元宝，就多有一份父母双双回来的希冀，而我则像一个在空中做自由落体的人，突然被卷起的一阵风托起。虽然没有着陆和获救，但毕竟可以多喘一口气。

 

　　在接下的一年多时间里，身份已经是孤女的我吃惊地发现自己还没有完全被父亲抛弃。他在除夕回来过一次，接下来的农历大年初三，父亲便又匆匆离去。那天的太阳最后的金色光晕仿佛鲸鱼嘴里的过滤器打捞着空气中悬浮流动的白日气息。父亲的突然到家就像在我如肥皂水样的生活里放了一小枚乌梅，被日复一日的时间稀释、消融，不知不觉地改变着端起杯子啜饮时的口感。但是，我仍无法咽下。

 

　　我不知道当初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他回来，我唯一的父亲，回过头来，看我，眼神里是否有过掩藏的决绝或依恋。直至父亲迈着大步走远，他转过一半的身体不断地在片刻的犹豫后又转了回去；直至我猛然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才惊慌地忘了哭。那场离别，就像堂吉诃德对待风车那样庄严而滑稽。我无法参与父亲或大或小的过去，而他，现在只是个偶然拜访、把我称作女儿的长辈。我只能想到，他在漫长日子里的一次突然出现，只是让我不要忘记他。我只能努力记住自己的角色。

 

　　父亲消失在恒阳之江堤坝上的一瞬间，我又想到了母亲出走的另一瞬间。母亲出走的前两天她也带我走过这堤坝。在这之前我丝毫没怀疑母亲那两天的行为，但现在想起确有一些蛛丝马迹：她特地指出了在江那边的建筑物——监狱。

 

　　那又有什么意味呢？母亲！

 

　　１９９６年的春天，母亲的祖母在经历了两次手术后猝然逝世了。她在回光返照的一瞬间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精力充沛，没人相信她即将死去。她还为她周围顽皮的小孩们绽开了刀刻般的鱼尾纹，但只笑了半截，她说，我的灵魂要飞掉了，飞走了……一个沧桑、丰厚的人就这么完了。完结得如此彻底，消失得不可思议。在母亲出走后的几个夜里，这种声音在我脑海里响了起来，不同的是这次变得有些沙哑、空洞、本能，如同一个富人在冬天里哈出的气。

 

　　１９９６年那个春天的下午，人们如同往常一样向着富裕的方向努力。我跑上恒阳之江的堤坝，那么快，像飞机残骸，噎了天空一下，让时间打了一个嗝，然后被风蚀掉了，被云埋掉了，被参天大树叶盖掉了，最后被飞鸟的翅膀抹净了。我要告诉我的母亲，她的祖母死了。

 

　　但那场葬礼并未阻止母亲的离去。主持的胖男人抬起头，声音不再干巴巴的，仿佛一下子找到储钱盒的机关，一拧，声音放硬币一样哗啦啦掉了出来。他说，你不许走你要走了这葬礼怎么办你邪毒攻心了你就是依卜哩司……他说，你就是死了葬礼也得开更何况你还没死那你就不准走……当时他的声音与葬礼上的喧闹声混杂在一起，像用旧了的高压锅释放着热气。

 

　　母亲一定就是在这个不由她掌握也不可知的岔路上失散的。再努力追溯，就可以看见一个拖着我的手，四处边走边哭的母亲。我看见了那些还未复苏的树，母亲的泪水应和着树干里饥饿的声音。那里蕴含着时光的风声，只是树叶还未成形，风的手指也无法将它们弹出。

 

　　母亲见到她的祖母时出奇地平静，有些不合乎常理，让人觉得可能会出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心的迂回障碍，受创的心灵有太多未开发的领域，痛楚无从表达，只好表现为不太敏锐或太痴迷，把伤痛在远方汇聚成一个暗淡的信号，隔了漫长的时光才传送过来，让毫无防备的心再度沁血。

 

　　莫非母亲的出走仅仅是为了散心？如果是这样，事情就过于简单。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是阻止她的那些人要把她关进监狱，让她受罪。难道这个人是父亲？家？爱的桎梏？缺陷？委屈？抱憾？我用上自己全部可以用的词汇去追究着，反倒焦急起来。母亲的信号一定就藏在那棵梧桐树枯瘦的阴影里，藏在筑于枝杈间温热不均的鸟巢里，藏在那无边无际实际上翻江倒海的平静之中，暗示着我去救赎她。

 

　　在母亲出走的第二年，我独自回到了麻浦路，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外祖母，并且虚构地告诉她，母亲是被人抓走的，现在可能还关在监狱里。外祖母孤身躺在大床的中央，半睁着眼睛看我，头支在右手上，像卧倒的树桩。她的眼眶突出来，像两盏高吊却不亮的灯罩。在她黑黑的眼袋里，我又看到两年前的某个夜里，在她面前被谆谆教诲泪流满面的母亲。她的头发似乎散发出很浓的来苏水味，充斥着这个房屋，久久未消，熏得人脸颊发热。

 

　　外祖母终于招了招手，意思是让我过去。她伸手拍拍我的手背，说，小姑娘不要乱讲话，砖头瓦块都有翻身的时候。

 

　　外祖母毕竟是大人。大人的口吻里有关于母亲的另一种隐情，失落了我这个不愿意放弃却一直悬空的盼望。若丢失了这个线索，我只能等。在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跟随外祖母祷告，我在小镇第一次看见这简陋的哥特式教堂，以及爬满青苔藤萝的１６世纪达·芬奇的油画。可是红十字架上被捆绑的耶稣却孤独地流露出一阵阵流浪者式的悲伤——人究竟要自救到哪个时刻，上帝才会来救人？这里没有缭绕的熏香，但有像飞鸟扑棱棱一样的歌声——在三年内能得到两位声名显赫的神灵的庇护，能不能算是我的福气？

 

　　教堂旁是将要拆迁的危房，七零八落废墟一片，让人想到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抽象画。有好几次我隐隐地看见母亲就站在画的里边：她受伤了，手指缠着纱布，她在等我出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受伤为什么还要等，但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这是隐性的保护，这完全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也是母亲，在黑暗里，行走的暗号。我企图在与她的照面间捕捉一些难以言喻的触动。直觉想告诉我，眼前的这个女子，她的爱，只投向她的小女儿吗？

 

　　母亲的出走毕竟来得太突然，就像高跟鞋里突然掉进的沙，敏感的神经放大它的存在，但日子过去，渐渐地没有要去查找的迫切性，只当作足底按摩。就当母亲是出远门吧，有时候人尝试着偶然跨出一步，走出去，离开的时候尚未考虑，会不会在某天发现，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她最终回来了，同时也带回了三年前她义无返顾追寻的另一个爱情。母亲的出走因为这个圣洁的名义被议论。但我没有发言权，一个孩子，唯一的武器就是装作一无所知。大人们认为他们把话藏在肚子里便万事大吉，可是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它会像一枚沉寂多年的炸弹，让人们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下受伤。大人们也不知道，苏珏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孩子。我消磨着不切实际的想象，就像再努力的现在，都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的鳞爪，便只能学习彼此驯服。我始终相信，退潮时沙滩上总会留下一些贝壳，时间不会把它们全部抛弃。

 

　　通常是春天的某日下午，雨还在下，天空忽然出现了太阳，像半生不熟的杏子挂在中天。天气意外转暖，可能是雨下得太累，正如在车子疯狂忘我地颠簸之后，开始享受着愉悦和一点点满足的慵懒的司机，太阳周围笼起了暧昧的光晕。

 

　　就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出走了三年的母亲又突然在我的生活中出现。我的生活从来都不缺乏激情，只是这种激情如一只乖戾的招人烦的小兽一样喜欢冲突，充满着带点恶意的好奇心。我确信当我打开眼前的这扇门将开始另一个故事，时间和记忆，盼望和失望，伤痕和爱。

 

　　母亲确实冷了，她往玻璃门上哈出一团暖气。失去的岁月与过去再度重逢。我想起小时候与母亲玩的吊钩，母女俩的小拇指缠绕在一起，我胜利了，却不知道自己借助了母亲的力和她暗中的宽让——因为我总希望这样的游戏，永远都是我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