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托莉娅

　　今年的春开得早了些，年前就早早地开始融雪了。从窗外望出去，门前仅有的一棵伶仃的梧桐上雪半融未化，枝丫被压得有几分耷拉。前几天又来了一阵不知道是西伯利亚还是哪来的风，过一阵子就会呼啦啦地响一遍，就好像一把大扫帚将门前的雪和落叶给清了些，又不急不缓地将前些日子才摆到窗边的一个大纸袋推了下去，填补空缺。

 

　　我裹上羽绒服出门把纸袋捡回来，里面杂七杂八地放着姑母还是姑父的一些杂物，秋天摘下来的枫叶是堂妹要回国时候带的。但是表哥在Ohio打了一架的消息，很快地抹消了那个冬天他们原来回国避寒的计划，他们改签了去美国的机票，前几日动身，心急火燎之余还不忘计划一个在美国度过的新年；我则因为要写论文和做生物lab的实验，留在了多伦多看家。圣诞节的余温在一个星期前就彻底过去了，人们不再讨论休假里去了哪里玩，Stormtech也终于从他们身上剥落最后一片顽固的碎片，成为千篇一律的白大褂。

 

　　细菌培养皿也是一如既往地无趣，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这些被恶心的微生物染成墨绿色的肮脏培养皿能养出点什么，好让教授满意地提前给自己写出一份兴致正高的推荐信。但是很遗憾，截止到昨天，这些细菌还是没劲地待在温室里，不断从身体里拉扯出另一个同类，二十分钟一次。隔壁的黑人拿来了啤酒到实验室里想要干一杯，不巧却被助教撞见了，金发的美国姑娘大声尖叫起来：“上帝，你怎么敢，你怎么敢——”

 

　　安妮那时候刚好把最后一个培养皿反手塞回恒温培养箱，培养皿和培养皿在黑暗中碰撞了一下，她垂头丧气的眼神告诉我又是一个没有盼头的日子。她现在已经不再期待培养皿出结果，转而期待开学了。我把实验记录表隔着一排试管递给她：“今天是1月24号，星期四。”

 

　　“噢——”她“啪”的一下把弹簧笔按了按，露出点恍然大悟的表情，“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了，要不要来我们家过？”

 

　　“不了，”我说，“我打算去老城区的姑姑家过年。”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忽然莫名地鼓动起来，脉搏隐隐地加快了。安妮姓乔，是非常典型的华人家庭出来的孩子，祖籍福建，过年的时候分布在加拿大各个州的亲戚都会聚过来，整个一百五十平米的三层红砖房里塞满了嗡嗡的客家话——当然这些都是她向我抱怨的。安妮是土生土长的香蕉人，听不懂客家话，曾为此感到非常地苦恼。这个黄皮肤的姑娘在大一的分子生物课上做我的邻座，课后向我搭讪的第一句话就是：“嘿，你会说中文吗？”

 

　　我说会。她就径自地咯咯笑起来，马尾辫一晃一晃：“真巧，我也会呢——可惜不会写。”安妮的世界里充满了奇妙的巧合，我们同样是中国人是巧合，同样喜欢热狗、讨厌生菜是巧合，同样对香蕉人这个词充满反感也是巧合。她的巧合应该被放到“奇思妙想”这个节目上去，被董浩叔叔胖胖的脸撑开，和蔼地说：“怎么样才能算是巧合呀，小朋友们，限时十五分钟。”

 

　　这个拥有奇妙巧合的姑娘，用她大大的黑眼睛从档案记录纸上转到我的脸上扫视了一遍，夸张地叹息了一声：“真倒霉，今年又只有我一个人去面对那些脑袋发涨的土话了。”她喜欢用“土话”来形容一切她听不懂的方言，据说这是家族遗传。我忽然想起自己广东的亲戚也喜欢用“土话”这个词。嗯，这个世界充满了奇妙的巧合。

 

　　“我先走了。”我提起背包，她垂头丧气地头也没抬向我挥了挥手，另一只手在实验记录单上迅速地填补着空白，内容和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以前大同小异。

 

　　然而当我走出实验楼的时候，之前所有落魄的心情忽然间就被西伯利亚的冷风给吹得干净了。我终于想起这个我已经忘了快两年的节日，想起去年的新年的一碗烫到了舌根的韭菜饺子，我为此半个星期只能吃吹凉的流食，为隔着大西洋遥遥庆贺一个节日专程做的白斩鸡完全没有了碰的欲望；等到食忌终于过去以后，一日三餐又恢复到日复一日的清汤素面和热狗沙拉了。表弟炫耀一般地在我面前喷着嘴，流露出回味的表情：“真是难得的美味啊！简直是满汉全席！”正在学习一门新语言的孩子都特别喜欢用成语来炫耀自己的博知，但是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了一句：“我腻味了。”他登时便哑了。

 

　　还想起了什么？对了，两年前的春节响亮的一个巴掌声，是了，是扇在我的右脸上的，我爸从小到大就没有那么用力地打过我。但是我告诉他，我被美国的大学录取了，他顿时就被这种欺瞒许久的事实惹恼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叔叔婶婶，爷爷伯伯，堂叔，还有那一大串我叫不上名字的超生来的堂弟堂妹，甚至还有神台上供着的奶奶的牌位，他“啪”地一巴掌扇到了我的右脸上。我的脸像是电视剧里的那样被扇得歪过去，那一刻，我的心底居然有一种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一般委屈但又大义凛然的无畏感。我的脸被扇过去了，可是我自由高贵又不屈的灵魂掸掸裤子上的灰站起来了。

 

　　厅堂一片沉寂，二叔手上的烟灰掉下来，他被烫到了于是下意识地咧了咧嘴。很轻微的一个动作还有发出的声音，却一下子让满大厅的兵马俑复苏了过来。伯伯走过去用健壮的手臂箍着爸爸说：“方方能考上美国的大学，还拿了全额奖学金好厉害呀，你怎么还打她呢，你是怎么当她爹的！”而姑姑斜着睨我一眼，过去拍着他的肩膀，干巴巴地说：“方方那么聪明，留在国内读公务员还没有到国外发展有前途。”

 

　　妈妈想把我拉开，她把声音压低了：“方方，疼不疼，我们去涂药。走，别理那个神经病。”但是我被拽了好几下也没走，我倔强地站在原地，心里画着一幅大厅的全景图，焦距在女英雄一样的我身上。我的手臂被扭过去，姑姑也说：“方方你不懂事惹你爸生气了，还不快回房反思去。”但是我的胳膊又执拗地转过来了，我在喧闹中大声地宣布道：“我9月份就去美国读大学！方国安你拦不住我的——”

 

　　爸爸又动气了，他的眉毛格外凌厉地竖起来了，三角眼也吊了上去。女英雄忽然害怕了，转身就朝门外跑，最开始脚还是软的，但后面越跑越硬朗了，越跑越感觉到有底气从脚底冒出来了。正义的女英雄一口气跑到了街角，终于换上了蕾丝边的小洋装变成了台湾剧里受了气的女主角，“呜呜”地哭了起来。

 

　　可是我现在本来不应该回想起这些，我本来应该莫名其妙地欣喜的。姑父姑母去了美国度假，堂弟去了魁北克的开饭店的婶婶家打工，算是体验生活。大约有整整两个星期，至少一个半星期我都能得到宝贵的独处时间了，更重要的是我即将得到有生以来第一个安静的新年了。我挤在热气腾腾的地铁上，仔细打量着侧着身子靠在门口的墨西哥男人戴着的黑色无边帽，似乎是手工编织的毛线团上已经呈现出了秃顶似的缺口。我在市中心刷了一下月票，从过道直接通到超市购物。我直接推着购物车去了冷冻柜拿了几支雪糕，犹豫了一会儿，又狠狠心拿了一小杯草莓哈根达斯。

 

　　这个字体漂亮点的冰激凌被我觊觎已久，第一次吃哈根达斯是和我的前男友查理一块吃的。我们两个坐在关了门的便利店门口把哈根达斯的锡纸封口撕开塞进背包的口袋里，然后一边小心翼翼地挖雪糕，一边听他给我倒三一学院里教授们的苦水。等他总结陈词的时候，剩下的小半盒哈根达斯已经融化了。他迟疑了一下，就把他杯子里的草莓叠糕倒进我的杯子里，然后露出无所谓的神情说：“我不喜欢草莓味。”亲爱的男孩，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真想立刻拉着他到中国大使馆去开证明，跟他结婚。立刻，马上，把握住美国电影里稍纵即逝的激情瞬间。但是很可惜，我们都没有逮着那个转瞬即逝的激动情绪。

 

　　我把另外三支便宜的雪糕放回了冰柜里，然后买了两袋特价的spaghetti，走到了超市柜台。收银员小姐在为我拆开一个新的纸袋的时候被谢绝了，我把面条的包装袋扔进装着生物课本和实验材料的背包里，踩着雪出去。刚化的雪是湿润的，我的雪地靴上毛绒绒的边角很快就柔软不起来了，它们湿漉漉地乱七八糟贴在一起。我走进附近的麦当劳里想找一个位置，下班的时间，这里人满为患。但是幸好坐在我旁边的白人小男孩很快就欢快地跑开了，他和跟随着他的步伐离开的母亲给我留下了一个，让我可以与某个端着超值套餐、提着黑色公文袋的男人分享靠窗的双人座。

 

　　一个看起来也是在读大学的男生坐在了我对面。我撕开锡纸塞进背包的口袋里，然后用自配的小勺子挖着草莓雪糕。对面的男生在我挖完二分之一盒雪糕的时侯，吃完了他套餐里的汉堡和菜沙拉，沙拉酱的气味让我忍不住在羽绒衣下重重地哆嗦了一下。男生并没有注意到，并且他在收拾好自己的餐盘并端到垃圾桶倒掉他吃了一大半的汉堡之前，善意地问了我一句：“这种鬼天气，雪糕？”

 

　　我嗯了一声，然后看见好像有什么东西啪地被风卷着，砸在了玻璃窗上，发出重重的一声。我被吓了一跳，仔细看的时候发现是一只红色的塑料桶，倒扣在窗上被风压着又滚了几滚，朝远方飞过去了。一个被灰白色羽绒衣裹着的身影，踩着雪，跟着飞舞的塑料桶跑了几步，最终还是放弃地停下来，灰白色的身影无可奈何地转过了身，朝麦当劳温暖的落地窗走过来，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东南亚男人，隐藏在帽子下的脸庞微微黝黑。

 

　　“嘿，我能坐到这儿吗？”他很快地发现我对面的空座，我点点头，往椅子里面缩了一点。尽管这只是我努力营造出的距离感。近处看的时候，能看见对方的脸上艰辛地刻着体力劳作留下的不加掩饰的皱纹。他搓了搓手，朝手掌哈了一口气，自顾自地咕哝了一句：“今天的雪真大。”

 

　　我一言不发地垂下眼去看杯子里的雪糕，在暖气的作用下，雪糕已经融化了一点，我将融化的部分用勺子拨起来，含进口里。附近的座位上是一对年轻的白人情侣，在气定神闲地看电影，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牛仔裤，羽绒衣已经脱了，反挂在椅子上．男人似乎不小心拔掉了耳机的插孔，电影开着很大的音量，屏幕里的斯嘉丽蓦然跳出来，台词大声地在耳边爆裂开：“家，我要回家！”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宣誓吓了一跳，旁边的男人却已经重新插好了耳机，看都没看我就说了一句“对不起”。我把一大团雪糕全部拨到自己的口里含着，无限惋惜地将勺子用餐巾纸包裹起来，揣进了羽绒衣的口袋，走出了餐厅。

 

　　门外的风呼呼地响一会儿，终于停了。天气预报里说，明天会是个好天气。

 

　　第二天不用去实验室，我缩在家里用电脑放租来的电影碟片。果然没有狂风大作。不过开始融雪了，肮脏的雪融化出的雪水使得无论是雪地还是街道，都呈现出一种湿漉漉的脏乱。我独自在家的时侯也只是开自己房间的供暖装置，说得好听是勤俭，难听点就是吝啬。在来到这个沉默又繁华的异国他乡以后，我迅速无比地染上了这个糟糕的好习惯。但是姑母总是告诉我，其实还可以再节约一点，比如可以放弃我在国内永远改不掉的，每天一杯咖啡的习惯。

 

　　我默许了，然后开始往自己的马克杯里冲进最便宜的越南产速溶咖啡和热水。咖啡汩汩地冒着廉价的热气，这些水汽快要烫伤我的鼻尖。我抿了两口，将它们放到了电脑的旁边，重新按下了快捷键。暂停的电影又开始活动了。

 

　　好莱坞特效团队呕心沥血制作出的逼真特效看得我昏昏欲睡，男主人公在屏幕上拼命地逃亡，镜头拉远，他随之变成了一个快速挪动的小灰点，衣服和头发小得融合到了一起。我昏昏沉沉地看着，在这个湿漉漉的早晨里又一次睡过去了，醒来的时候脚掌已经被大腿压得麻木了。我僵硬地坐着，小心翼翼地舒展着筋骨，等待抽筋的刺痛缓过去。

 

　　电影已经播完了，咖啡也凉了，浮着一层薄薄的白沫。我煮了一点热水，从柜子里找出封存了一个冬天的蜂蜜罐子洗干净，将底部慢慢地泡进热水里。蜂蜜罐子里洁白的结晶像是蜂窝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瑟缩地窝在一起。我看着有些不舒服，于是在温蜂蜜的期间去切了几片面包，又洗了几片冰箱里储存着的新鲜生菜叶。生菜是邻居的福建夫妇在回国过新年之前给我留下来的，还有一盒未开封的新鲜牛奶。他们每逢回国都要关掉电闸，冰箱里存不下任何食物。我满怀感激地收下了，加上前天买的面包，足够我足不出户地吃上半个星期。

 

　　查理给我打来第二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切面包、洗生莱，并且用力地将生菜叶片上的水珠甩干净一点，希望能让我朴素的三明治不要因为沾了水变得软巴巴的，影响我将它们吃下去的决心。等我回到房间里，将融化的蜂蜜倒了一些在三明治上面代替沙拉酱的时候，手机的屏幕已经灭了。一片沉默，像是从一开始屏幕就没有亮起来过。我把他的未接电话记录和一天前的上一条一起打了钩，然后删掉。手机悄悄地振动了一下，删除成功。

 

　　他打来第三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我已经有大约五天没有洗澡了，倘若是还在国内的时候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冬天太冷了，人和别的动物都是以一种半梦半醒、浑浑噩噩的状态在生活着的。不去实验室的时候，我几乎想不到除了吃饭和小便以外别的任何一条理由，能迫使我离开我那个十平米不到的狭窄房间。它很小，没错，但却是这栋平凡朴素又乏味至极的红砖小楼里唯一仅剩的温暖角落了。

 

　　起初，我站在没有开暖气也没有电暖灯的浴室里，只是想用热水洗个手，暖化我僵硬的指关节。但是热水暖醒了我堆积着五天来分泌出肮脏分泌物的疲惫躯体，我犹豫了片刻后，一件一件脱掉羽绒衣、睡衣、裤子还有内衣，光着脚踩进了浴室的角落。然后放心地拉上透明的磨砂玻璃门。浴室的大门并没有关，我分明是知道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家里。但心底总是涌动着一股罪恶的快感。是了，在我第一次和查理接吻的时候，心里也是这么感觉过的。这种隐秘的报复感让我下意识地颤抖。

 

　　当我回到浴室以后，手机铃声响起了最后一声麻木不仁的提示音。那是查理的第四个电话，悄无声息地在我想要伸手挽留之前安静地窒息了。苹果的标示静静地亮了亮，随即便一片漆黑，按不亮了。我光着冒着热气的赤脚踩着地板走过去，将手机接上电脑充电，等了几分钟，它才恢复过来。

 

　　“有什么事吗？”我回拨过去问。

 

　　“噢……”他的声音依然有些羞涩和尴尬，背景里传来机械关闭的声音，我猜想是烤箱。果然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家烤了Pizza，要不要来分一点？”

 

　　那一个瞬间我分明是想拒绝的，但当我拒绝的语句即将出口的前一刻，余光瞄到了电脑旁连吃了两天没有变化过的自制生菜三明治，盘里还剩三块，算是午餐．我按了按自己冰凉的胃。意识到它已经不能再忍受更多冰冷的生菜和面包了。于是我说：“好吧，谢谢了。”

 

　　查理的声音欢快又悦耳：“那你等十分钟，我开车去接你。”

 

　　十分钟，恰好是他家到我家的最远车程，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会在服务员的工作结束以后，去查理的家里分上三分之一块Pizza，有时候也有一些烤出来的小点心。不过小点心通常以失败品居多，查理和他的母亲都没有在烘焙这一方面显露出过人天赋。十分钟的车程还是在三个交通灯都需要等待的情况下出现的，我们刚交往的那会儿会把车窗摇下来，开车的时候专心致志地看着路或者是窗外的漂亮建筑，遇到红灯就把车停下来。

 

　　我背着笔电每天去分一份温暖的Pizza，用无线网络搜索写作业要用的资料，接吻。有的时候则是两个人靠在一起，分一盘意大利面和一份薯条，然后看一部电影。最初是希区柯克，后来是诺兰，再后来干脆将奥斯卡历年的获奖作品看了一遍。每周二要绕道去超市买一个星期的食材和一瓶沙拉酱，他很喜欢这个，出于白人某种奇怪的群体性遗传。每周如此，风雨无阻。

 

　　终于有一天，他说：“我们搬出去一起住吧。”我将目光移开了，一言不发。他也没有再坚持，那天以后我们谁也没有提起这个尴尬而微妙的提议。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我们吵架了，吵得很厉害。我将点燃的烟头甩到了他穿着衬衫的身上，将他内外两件衣服烧出了一个不小的洞，裸露出烫红的皮肤。那一刻我很慌张地想要给他找水去镇住伤口，但是自尊拒绝了我这么做的打算。查理沉默着，他不知道我抽烟，他一度以为我是高中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沉默的好姑娘，不抽烟，不喝酒，不沾毒品，不乱性。除了前两个，他算是蒙对了。

 

　　最后他说：“托莉娅，你是个好姑娘。”

 

　　亲爱的查理，二十一岁的大男孩查理，真是一个善良的人，直到分手以后我还是这么认为。即使我将烟蒂那么用劲地甩到了他身上，给他的真挚的心烫出了一个焦黑的洞，他也坚持用自己的诚恳去维护一个不那么善良的女孩仅有的自尊。

 

　　查理把车开到楼下，打电话催我下去的时候我连电脑都没关，随便地套上一件套头衫就裹上羽绒衣出门了。查理的二手奥迪的暖气好像坏了，我坐到副驾驶座的时候他把放在腿上的热水袋递给我，“忍一忍吧，很快就到了。天气真他妈的冷！”他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

 

　　我淡淡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听见了，然后把热水袋放到腿上，它已经变得温热了。我把双手覆在上面。感觉到温暖的热度从手掌开始蔓延，把我僵硬的手指渐渐地暖化了。我看着窗外，熟悉的梧桐树和街景，以熟悉的速度飞快地被我们甩在身后。

 

　　路上只遇到了一个红灯，在转角，三十秒。他把手动挡打下来，静静地看着十字路口。“今天真冷。”他说。

 

　　“要不是洗了个澡，我都快被冻成僵尸了。”

 

　　他似乎被逗笑了，能看见的侧脸上扬起了一点笑容，像涟漪似的很快又平静下来。查理垂下眼，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安全带，然后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我没有把脸转回来，但是我感觉到他左手的小指碰了一下我的右手，于是将右手往另一边挪了挪，把热水袋朝他的方向推过去一点：“给你腾了点位置。”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脸上的那一点淡淡的笑容，非常的伤感。于是我转开眼，不再看他。

 

　　查理的母亲烤了一只十二英寸的大Pizza，点缀在烤得柔韧的发酵饼面上、粘稠的奶酪里的，是切成小块的虾、鸡肉和牛肉，在西方人的习惯里，饼面上是不能有蔬菜的。查理家的比萨刀不见了，所以当我们分食这一份热腾腾的面饼时，是用水果刀把边角切得硬邦邦且乱七八糟的，拉起来的时候，奶酪还会抻得很长。

 

　　我把面饼上的虾和鲜肉吃干净，再从三角形的饼尖一口一口咬出规则的形状。查理的母亲显然还不知道我们分手的事情，在我吃掉第二块比萨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最近好像来得比较少了呀？”她担忧地看着我，又看看查理。

 

　　我沉默着，没有说话，是查理抹干净了奶酪然后慢吞吞地回答：“最近她在教授的生物实验实习，挺忙。”她显然没有听懂，茫然地对着我微笑了一下：“真厉害呢。”我也朝她微笑，但是我不能确定，她的眼睛里是不是倒映出了一个腼腆又沉默寡言的姑娘真挚的歉意。

 

　　在她去厨房把罗宋汤端出来的空子里，查理把脸转过来，对我狡黠地微笑。

 

　　“下周一是不是有什么节日？乔前几天说的，我忘了。”

 

　　“春节。”

 

　　“春节？”

 

　　“中国的新年。”

 

　　然后我便不再作解释，只是迅速地用比萨饼塞满了我的嘴，但它们并不好咀嚼。查理看着我，微笑。

 

　　终于，我又梦见那一天了，我紧张又僵硬地听到了办事员叫我的名字，然后走进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签证官在我面前，沉默地坐成一排。坐在最右边的白种女人推了推眼镜，用流利的美语问我：“你为什么想要到美国留学？”

 

　　那一个片刻，紧张过度的我连话都听不清，只感觉到眼前一片白光乱闪。我记不清自己的回答，但是我记得，我结结巴巴地用英语完成了我所有的回答。签证官最后对我说“谢谢”的时候，我已经预料到了结果。

 

　　2007年7月，我被美国大使馆面签拒签。8月，第二次拒签。录取通知书和我挣扎了两年的英文考试全都成为了一张张的废纸，还有数字。我被困在自己的国家，进退失据，没有办法读中国的大学，也没办法登上去美国的班机。我没有去复读，整整半年，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每天对着房间里的一盆仙人掌发呆。突如其来的打击终于清空了我超负荷运行了两年的大脑，半年，我没有再做梦，好的坏的，鲜艳的和色调森冷的，全都没有。我睡着了，又醒过来，更多的时候是半梦半醒的。终于有一天我醒悟了自己当下的状态。我抱着当作枕头枕了半年的泰迪熊，慢吞吞地、一步一步地爬到了顶楼。

 

　　我朝护栏外面探出头，那一瞬间，心底充满了麻木的死亡幻觉。

 

　　我的泰迪熊掉下去了，十楼的高度，它轻飘飘地掉下去了，但是我却没有来得及抓住它的胳膊。它的眼睛曾经那么清澈又麻木地注视过我。我却不小心地将它掉下去了，三十米的高度，它疼不疼。

 

　　梦境就是在这里卡带了的，像是细细的溪水被斩断了去路，软绵绵的没了后续。我迷茫地瞪着雪白的天花板，过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是手机把我叫醒的，挣扎着把手机从床头柜上摸索过来。打开一看，是三条查理的未接来电。还有一条短信，点开看到，他在里面写着：“我在门口等你起床。”

 

　　我直接撑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裹着棉被就哈欠连天地下楼去给他开了门。他果然在门外，在车里放着很大声的迈克尔·杰克逊，暖气已经修好了。我打看冷战站在门口给他打电话：“该死的，快进来吧，我要被冷死了。”

 

　　他倒是笑得很开心的样子，我的睡意还是很重，此刻我只想拖着被子赶紧回房间，再睡一个温暖的回笼觉。

 

　　再度醒过来的时候，没有看见查理的影子，于是套上了一件外衣就出了房门。原本是打算去洗手间洗漱的，却发现外面的暖气已经被打开了，大厅，过道，洗手间，都洋溢起了温暖的热气。我打着哈欠去漱口。下到一楼去找查理，发现他待在厨房里，煮了两盘子的饺子。从空掉了的食品包装上看来，里面有香菇猪肉饺、虾饺还有韭菜猪肉饺。他正准备煮第三盘，我忍不住制止他：“煮这么多没人吃得完。”

 

　　他眨着眼睛笑了，神情像是个无辜的孩子，用蹩脚的、南方口音浓重的普通话对我说：“新年好。”

 

　　“新年好。”我用英语回答道。然后我们两个都笑了。

 

　　天气非常冷，隔着十二个时区，我和一个加拿大男孩在过着一个蹩脚的传统新年。事实上，大年初一可能已经过去了十二个小时，或者还差十二个小时才能到来，我历来分不清时区。我的胃渐渐地被热腾腾的饺子唤醒了，同时被唤醒的还有一些被多伦多的冷天气冻得僵硬麻木的记忆。

 

　　赴美签证失败后的第七个月，我重新去考了托福，重新写了一份申请书，要来了推荐信，附带我的赛达成绩单寄到了多伦多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不要求奖学金。之后，我就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取得了加拿大的留学签证，远赴多伦多进行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第一年过得非常艰难，学费是加拿大的亲戚借的，我在寒暑假不分昼夜地打工终于赚齐了学费。第二年开始，假期有了一些实习和实验室的工作，渐渐地，生活也没那么艰难了。

 

　　我问查理：“我睡了多久？“

 

　　“大概半个小时。”他看了看手机，又开玩笑，“做了什么梦？”

 

　　我犯难地想了很久，很久，脑中迟缓地转动着寻找着那些晦涩浅薄的词汇，试图去形容我的梦境。最终，我说：“我做了一个灰白色的，很长的梦。”

 

　　他微笑地看着我，有点不解，但也没有接着问下去。我们像从前那样，端着盘子坐在地板上靠着沙发，把笔电放在矮凳上看电影。我在数据库里倒腾了许久，最终只找到很久以前下载好的《飘》，我是说，Gonewiththewind，如果你更喜欢这个英文名字的话。我问他：“看吗？”他点点头。于是我们就抱着膝坐在一起，看起了这部年代略有些久远的经典影片。

 

　　结局，斯嘉丽说：“家，我要回家，我要想办法让他回来。之后，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面对着夕阳，她的裙摆都被染成了艳丽的橘色，背景在这样绚丽的衬托下变得式微，变得黑白，水天一线。温柔而苍白。

 

　　装着饺子的盘子已经空了，电视上的健康专家说得果然没错，看电视会分散注意力吃掉更多的食物。我和查理看着空掉的盘子，面面相觑，忍不住互相嘲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提醒我：“像圣诞节一样重要的节日，应该给亲人打个电话吧。”

 

　　我漫不经心地把手机从沙发上摸出来。翻到了母亲的号码打过去，简单地寒暄了两句，听见她有将话题愈演愈烈的趋势便借口有事挂掉了电话。再翻了翻，又找到了父亲的电话，打过去，嘟了两声，那边就接起来。

 

　　“方方？”

 

　　“新年好。”

 

　　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腼腆而尴尬起来，不知道如何应答。啪啪啪啪。电话的那一头晌起了鞭炮的炸响，我这才想起每年春节的时候，举家都要回到老家，过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广东人的新年。要杀鸡，喜气洋洋地放鞭炮，拜阿公。大年初一的饭要吃很长时间，不能离开座位……但是它们离我非常遥远，我是说，现在。父亲送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坚决而肯定地对他说：“打死我，我都不会再回来了。”

 

　　但后来才知道，是父亲给远在北美的姑姑打了电话，借钱给我付第一年的学费，我才得到机会能接受大学教育。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别的什么。反正，一时之间，做父亲的和做女儿的，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许久，父亲在那边说：“今年叔公他们回来了。”

 

　　我说：“噢，好。”

 

　　“房子翻新了，等你回来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老家的房子，现在可以插网线了。”

 

　　“……”

 

　　我没有说话，又是一片静默。在这长久的静默中，他打破僵局：“我这边还忙，要帮着叔婆他们做晚饭。”

 

　　“噢，好。”

 

　　“那先挂了。”

 

　　“嗯。”

 

　　这时候，我的父亲，带着一丝局促不安的语气，快速地说道：“女儿，新年快乐。”然后我们两个，在电话两边都僵住了，书面化的语句不适合用作口语的表达，这让我们彼此都很尴尬。外面又在下雪了，多伦多的新年往复在雪融和下雪之间，2009年，居然就这么降临了，中国人的新年，真像是一个延迟了的奇迹。

 

　　把手机重新塞回沙发里，查理把电影关掉，轻声地说：“托莉娅，新年快乐。”

 

　　我看着他，忽然流出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