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

　　在属于达里奥·福的那一年冬天，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几乎每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我们都各自拿一串糖葫芦走在一起。那个冬天冷得令我们都无法咬下来一个山楂。整串的糖葫芦仿佛夜明光束一样反射着淡淡的月光。多数的时候我们不说话。等我们想谈点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谈起文学。或许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更美妙的是，我们很少提及某一位作家或是某一部作品。我们像是谈论落在山谷里的雪那样怀着美好的愿望谈这样的文学：不再背负着文学史的，纯净的，理想中的文学。就那么一次，谭凯峰无意提到了我们谈论过的惟一作家：王小波。之后我们就发现，他是我们共同的作家。我们满怀兴趣地找到了王小波在文学上的合法双亲：卡尔维诺和玛格丽特·杜拉斯。前者是王小波始终引以自豪的作家；后者的部分主题在其《黄金时代》里得到延伸。六个星期以后，在冬天即将结束的一个开始解冻的晚上，谭凯峰告诉我，假如王小波还活着，而且还不至于被他那种近乎暧昧的风格毁掉的话，他早晚会飞往斯德哥尔摩。但是那一年属于达里奥·福，一个自称小丑的无政府主义者。

 

　　也是在那个晚上，在我们听见房檐下的冰柱不时地摔在地上时，他告诉我，他发现自己有足够的才能。后来起风的时候他就不说了。我们一直走到十字岔口分开时，我问他用才能来做什么。就像我没说过一样，他没做出任何反应。“总不会是他心血来潮要用功罢？”直到我锁车的时候，我还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时他竟从后面追了上来。他在黑暗中离我有几十米的距离冲我喊：“嗨，没告诉你吧，我说我要写小说。”

 

　　老实说，我确实没想到他会有这个念头。于是锁上一半的自行车又被重新打开。我记得我们谈了很晚才回家。乌云刚刚掩盖住新月时，他就想好了我们两人的笔名：双峰。这名字似乎还可以，问题是第二天我们当着很多人的面提到它的时候，就意识到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沙漠里的耐旱动物或者是漂亮女人的迷人身材。之后谭凯峰就重新翻阅《辞海》。一半翻过去以后，我们又找到了两个字：皕屾。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哪个字都不认识，现在叫起来都很拗口，而且每次我把不分彼此的小说打印后署上“皕屾”的时候，我都没弄明白这是表示二百座山，还是足足有四百座。

 

　　现在有几篇标有“皕屾”的打印稿找出来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以至于我根本想不起来哪些是我写的。每一篇文稿都由十六开纸用五号字打印的，没有一篇附有日期，就好像从一开始就准许它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时间中旅行一样。有一篇是关于一个乞丐的故事。写一个固执的乞丐挨家挨户地求乞，却被一个门户紧闭的人家挡在了外面，他用尽了叫喊、捶门、装死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可是这始终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等到太阳落山该回家时，他才发现竟在自己家的门口长跪不起。我想这可能是我写的，里面有卡尔维诺那种本初寓言的味道，而且我也很乐意让故事就这么戏剧性地收场。要是换作谭凯峰就绝不会这么做，他认为发现事实比掩盖真象在有些时候更为可悲。为此他会让乞丐就那么跪下去，哪怕跪成白骨他也会说这是最合适的结尾。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他的故事总有那种阴云笼罩的古堡气氛。

 

　　至今我还想起一首他的诗。我记得当时他是在日落的边缘时刻几乎以嚎叫的方式读出来的。之后我想知道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我记得全诗只有四句：“一个掉在泥潭的人冲着同伴呼喊／一个陷在孤独的人对着天空哭泣／踩在他的头顶或许可以跳过三米宽的沼泽／他过去了，这很好。他死了。”他是这么回答我愚蠢的问题的：“我实在没有资格给自己的东西写说明书。”这句话是顾城说的，他接下来还会劝你去万博会吧，因为那里每一种物品都附带说明书。但问题是顾城写不出来这种诗，换作我也会觉得无能为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总以为他或许可以算作某一个诗人的延续。我后来告诉他，按照斯特林堡自称被移植的爱伦·坡的灵魂这一说法，你完全可以同金斯堡缠上关系。“是吗？”他听后说，“但是上午班主任来了吗？”

 

　　在那之前他就开始逃课了，几乎每一个星期三或星期五的上午他都要跑出来。等他骑车在街上无处可去时，他就发现，似乎逃课在这里成为惟一的目的。就如他对自己的未来把握不定一样，他在路上四处游荡的时候总是感觉在寻找自己。有时候他会骑四十五分钟赶到南湖的湖畔，用石子在湖面上打几个水漂，而且常常是这样的：他只能在丛林中短短停留十分钟，然后便匆匆赶回学校。见到同学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午班主任来了吗？

 

　　要是现在让我回忆他的话，很多事情在他身上我都弄不明白。譬如他总是自夸自己打球或下棋是如何的出色，但实际情况是：他不但不是最出色的，反而向出色的反方向走了很远。而我认为他在文学上可以说具备最杰出的才能，但他却很少承认。除了我，他从来不给任何人看他的小说。有一次，人们试探着问他如何评论拜伦。别人是带着那种可能发现光芒四射的宝石的心情问他的，而他的回答却令在场的人大失所望。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记得拜伦，不在于他优美的诗作，不在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而是取决于他是第一个敢默认自己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关系暧昧的人。但他单独对我表示，拜伦是不朽的，写出那么完美的诗的人是不朽的；而我们都将被忘记，这很悲哀，不管写出什么样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被人遗忘。这个时代都在被人遗忘。我觉得这是最精辟的文论之一，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偏不肯在众人面前提到这个，直到几年后在我读过的一本书里（似乎是叔本华的）找到了类似的解释：过分地贬低自己的能力是掩饰其才华的最佳方式。

 

　　再就是我弄不懂用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来换取在湖畔的丛林中呆上十分钟是否值得，“我发现只需一刻钟的平静就能够通向永恒。”这是他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告诉我的。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操场中央的一个大雪球上，那是傍晚时分兴奋的孩子们滚起来的雪人。我们在很晚的时候把嵌着枣仁眼睛的雪人脑袋推下来，背靠背地坐在雪人圆圆的身子上凝望着彼此不同的天空。整个天空都是血红色的，雪花从天上轻轻地飘落，在赤色天空下的星星显得黯淡无光。他像起伏的风声一样低低地自语。失恋了，这没什么的。谭凯峰，全世界都笼罩在苦扁桃气息的爱情之中。感到才华不够？这很可怕，真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我对他说。打从一开始我们怕的就是这个，虽然我从来都不曾提及这个，即便如此，“江郎才尽”这个词总是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闪烁。就在那个夜晚，在他第三次失恋的晚上，他惊恐地看到了它在闪光。“要是这样我就完了，”他用哀伤的语调说，“我将一事无成，去做乞丐；而你不一样，你还是第一的。”你是在说我吗？我想不出答些什么，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要是让我在学业和文学中间选择的话，我想我会选择后者。我们那一刻什么都没说。我抓起一把新雪，感受着雪融化在手心的丝丝凉意。对，选择后者。他突然问我为什么一直不说话。我说有的人说了很多，但实际上什么都没说；有的人没说什么，他已经说出了一切。这是真的，我说出了一切：我们不能放弃，也不能没有才华。“我一直担心的是，”风声渐止的时候他说，“我不愿再念下去，我怕自己的才华在教育的河水中会冲得像鹅卵石一样光滑。”“或许已经很光滑了，有一年了。”真的，话刚出口我就意识到，这一年冬天已不再属于达里奥·福了，瑞典文学院把它传给萨拉马戈，一个葡萄牙人，第一个葡萄牙人。

 

　　我现在发现署名“皕屾”的文稿中，编号四十七的那篇应该是他写的。这是我们打印出来的最后一篇。故事讲的是由于车子在途中坏了，他先是无法推动自行车，又试着拉走它，也没有办法。最后他只好背着自行车向家走去。“他负载着他所能负载的一切。”这是里面的原话。“他如今扛着自行车，他总是幻觉自己在无力地承受着沉重的命运。假如不扛自行车的话，总有一天他也会有这种感觉的，但问题是车子压在他肩上，所有假设不成立。他只能一直走下去，哪怕是迷失方向。”就在他像甲壳虫一样艰难地前行的时候，我完全想起来。我记得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格里哥里奥·桑姆萨，而他其他小说的人物清一色都叫Ｋ，约瑟夫·Ｋ。

 

　　给他写信都已经是两年后的事情了。在那封平安夜里写成的信里面我反复地提到过去的好时光。所以用普鲁斯特式的描写占据了信的前半部分后，我简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因为想说得实在太多了，我只好把不想说的先写了出来。然后我觉得自己无所事事，我在灯光下反复打着手影。一只大雁在墙壁上永远地飞起了。窗外的夜色像熔化的巧克力一样在我身边静静地流淌。在平安夜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匆匆地完成了信的后半部分。在那里我先是提到了仅比我们大一岁的韩寒，我说在他的文章里能发现一种“异样的才华”（川端评大江），但问题是我们除了能读出超乎年龄的才华之外，几乎很难找到更令人惊叹的东西。那年冬天还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事情，远在法国的高行健终于打上了一百年的末班车，将方块字带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我告诉他我不相信瑞典文学院在前一年做出最明智的抉择之后，在第二年就会犯下别人所说的“简单而低级的错误”。在信的末尾，我劝他不要放弃写作。假如按照现实、超现实、现代、后现代的后果真是“超现代主义”的崛起之时，我会以你的追随者这一身份支持你的，这是真的，在那一年里我就不断地说假话，对老师对家长对朋友，甚至在给一个女孩子的情书里也充斥着不真实的恭维话。我想我总会说一句真话的。在那封信里，我告诉他，我会永远追随你。

 

　　等待他回信是如此漫长，以至于他的信在时间上已没有理由被称为回信。其实在内容上也很难这样说，全信只有一句话，上面画着一个悬在半空的啤酒杯，充满泡沫的啤酒顺着外沿溢出，下面的空白依次点着五滴下落的酒滴。惟一的一句话是：毫无疑问，你才华横溢。没记错的话，这是我寄给他的信里的最后一句话。

 

　　同他的许多做法一样，我对这封信的内容感到惶惑。在那个星期六下午令人困倦的时刻，我突然发现五滴酒的四个间距是一样长的。略有点物理知识的人都晓得，在自由落体中这是不可能的。下面的间距应远远大于上面。我只好很勉强地把它解释为时间的不确定性。就因为这个，之后的几个月里我读遍了博尔赫斯有关时空论述的全部文本。但除了使我被那种上帝叙述体搅得更加迷惘之外，我没有找到任何和这有关的答案。

 

　　我们的故事已经不间断地向尾声驶去，在又一个秋天才稍有停歇，那场雨一停，可能秋天就要过去了。雨自然显示了最后的余威，以至于我在夜里被惊醒的时候都没弄清楚是由于雷声还是电话铃声。是谭凯峰的电话。他说他没想到这是通向我家的电话。这个号码总是在他脑中盘绕。他告诉我他和一只狗被暴雨困在了电话亭，在这里刚刚用电话和一个芭比娃娃一样的女孩子分手，“这是不得已的，”他说，“我们就像皮兰德娄戏剧里的人物，演着自己的故事还不得不给自己找一个结尾。”他认为给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号码通电话是结束他们爱情的最合适的结尾。

 

　　就这样，我成了他们故事里的一部分。风不断把雨吹进来。等到早晨，地板上或许会爬满蜗牛。桌柜上《白痴》的书页被风吹起。先后几天我都在失眠，我总是在深夜里不知疲倦地写小说，在早晨第一件事是把这些烧掉。烧掉罢，连同这十万卢布。我妈妈一直反对我这样，在一个难以成眠的夜晚我去叫醒了我妈妈。她发现我没有睡觉而感到不知所措。我告诉她：我一直都在想，现在我明白了，妈妈，我要写小说。似乎是为了安抚我睡觉，她当时说了一句话，就为了这一句，我几乎哭了一整夜。她说：“以后再谈罢，一个人一辈子出一两本书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在一阵雷声过后，我问他是否记得他打过的那个比喻。“什么？我不记得了。”“关于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的那个比喻。”我问他。“说真的，我想不起来了。”他停了一会儿回答。想不起来了，其实我也早该忘记了。要不是我无意中找到那个标着“皕屾”的手稿，我也会不记得的。忘却吧，或者干脆把你写下来，写一篇我们共同的东西。这很难。我一直没有说话，我脑子里始终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梦魇缠绕着。“啤酒杯是什么意思？在哪封信里？”“等着装你溢出的才华呗。”“那五滴酒的四个相同间距呢？”“怎么了？”“不该一样的，至少在物理上。”“嗨，你知道，”他终于笑了出来，“我现在物理还是老样子，不及格。”然而使我感到惊异的并不是他的答话，而是他的声音变得令我不可理解的轻柔，像是一块光滑的鹅卵石。就那么一瞬间，他突然停住了笑声。“我感觉想哭。”“你哭不出来的。”我告诉他。“你知道，我完了。我现在什么都写不来了。”“我也会完的，谭凯峰。这是早晚的事儿。让我们高三念完吧，然后我们一起完蛋，彻底完蛋。”

 

　　这是最不应该的，在理当痛哭的时候，两个男孩谁都没有哭。等吧，有一天要是真能在那么一个中国瓷瓶掉下来摔碎，我会哭的，和你——小说里的“白痴”，一起流泪。窗帘被风强有力地吹起，仿佛一张离港的船帆。我像柔情蜜意的普鲁斯特那样将话筒贴在自己的脸颊。我们都忘了，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这正是预言实现之时。我妈妈也用各种比喻，她总把通向大学的路比作独木桥。她说为了能过去我必须扔下所有包袱，这些包袱叫爱情、友情、快乐等等。要是这些就算了，但她偏偏逼我把这个也扔下去。我会扔的，妈妈，也总有人会重新捞上来的。等人们像中国套盒一样一层层打开这个包袱，会发现里面不是别的，一只高脚啤酒杯——等待着盛满我四溢的才华。

 

　　附注：

 

　　1.达里奥·福：

 

　　1997年因创作出一系列以中世纪弄臣的方式来嘲讽权贵的戏剧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取其冬天是指每年十二月例行的授奖仪式。

 

　　2.“不再背负文学史”的文学：

 

　　出自海明威的一句相当经典的话：“我属于文学，而不属于文学史。”

 

　　3.王小波“近乎暧昧的风格”：

 

　　“暧昧”是指王小波常常在性行为描写的程度上显得模糊不清。“风格”却恰恰令其无法摆脱。同福克纳对舍伍得·安德森的论述类似，“风格”甚至在内容的形成之前便来不断侵占小说家的头脑。在后期的《白银时代》以及《青铜时代》中，可以看出王小波已难以挣脱《黄金时代》所留下的阴影。从文体到结构，王小波险些陷入仅仅为了“风格”重现而写作的漩涡。

 

　　4.“文学上的合法双亲卡尔维诺和玛丽特·杜拉斯。”：

 

　　引出卡尔维诺实际相当勉强，王小波和他惟一相似的地方或许是两人对于小说尊重的态度。而另一位王小波从未提及的作家——冯内古特，与王小波则有惊人的相似。

 

　　5.顾城的原诗如此：“有人要诗人解释／他那不幸的诗／诗人回答：／你可以到广交会去／那里所有的产品／都配有解说员。”

 

　　6.金斯堡：

 

　　他的《嚎叫》应该说是可读的诗歌的极限。

 

　　7.“他（拜伦）是第一个默认自己和同父异母姐姐关系暧昧的人”：

 

　　事实上拜伦也仅仅在一段时间和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同一所宅子里，他只不过是对议论纷纷的人有所回避而已。

 

　　8.萨拉马戈：

 

　　1998年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中我还记得有个相当有趣的比喻：大多数作家一生都在写风格近似的东西，以至在自己四周筑了一道高墙，结果永远也出不来。他说：“显然萨拉马戈先生并不是这一类作家。”

 

　　9.格里哥里奥·桑姆萨是《变形记》里的甲壳虫：

 

　　卡夫卡的三部长篇的主人公姓名都以Ｋ字打头，至于“约瑟夫·Ｋ”只是《审判》的主人公。最初填上仅仅想补充音节。重读一遍后发现多此一举。

 

　　10.“异样的才华”：

 

　　川端康成对大江健三郎处女作《死者的奢华》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两个人在不同时代两次将日本文学的浪尖推向世界。

 

　　11.“最明智的抉择”：

 

　　1972年伯尔得知自己获奖时所问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君特·格拉斯？”后来有人把格拉斯与纳博科夫，略萨和艾特玛托夫并称为现代和后代衔接的四位大师。显然，瑞典文学院在世纪末授予格拉斯只是想挽回一百年并不完美的声誉。

 

　　12.皮兰德娄：

 

　　之所以到现在还有人在读皮兰德娄是由于他是第一个将具有现代技巧的戏剧搬上舞台的作家。其中最主要的是反讽，即不断地让人物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剧中的人物，或者让剧中人物为了难以在剧外找到自己的角色而迷惘不已。

 

　　13.“柔情蜜意的普鲁斯特”：

 

　　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几次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多病无力的人，只能像一个女人那样做回忆和写作的事情。后人把他细腻的文体作为指出他是同性恋者的一个极有力的证据。自然，本文并无此意。

 

　　14.结尾用了一个简单的“对位”将《白痴》里烧掉十万卢布的场面及中国瓷瓶摔碎后给梅诗金的感伤和本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的世界观和对于现代意识的挖掘仍远远超过列夫·托尔斯泰。但是由于他小说的不可读性，使人们更多地去研究他，而很少去读他。显然陀氏并不想理会结构和情节在小说中的作用，他常常在一些微妙的情感和于情节无关的对话上进行冗繁的描写，在《罪与罚》中的几百页，他甚至让情节在凶犯的内心不断地倒退和画圆圈。应该说，陀氏是十九世纪惟一的，即使是二十世纪也为数不多的一位为了如此接近自己的内心写作而不惜远离读者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