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民间去

　　我就是那兰花草，被风吹过我就死掉。

 

　　——冬子

 

　　骨刺跟了他半辈子，后来又因为心脏的问题住了院。他也不抱怨什么，每天都有人到医院看他，也有护工，倒是麻烦不到别人。我和杨硕在院子里看着一个女人跑进跑出的，手里抱着衣服和几本书。她个子不高，看上去二十几岁，看我们坐在院子里就走过来寒暄了几句。她说自己是三叔的女儿，过来带走些他用得到的东西，还说他不在家的这段日子让我们帮忙照看一下。三叔的女人，很早就死了，听说是脑溢血。半夜赶来的救护车，用了三四个人把她抬到车上。过了一个月，快要好了，话也能说几句，可没几天就死了。下午接到的病危通知，他赶去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之后，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很少有人来看他，我们就经常到他屋里坐坐，陪他说些话，都是些关于他年轻的事。实际上他是个孤僻的人，话不多，高兴的时候说上两句接着又会去想别的事，但他现在这个样子，可能连句完整的话也说不上来了。

 

　　我们坐在石凳上谈论这件事，奶奶从屋里走出来，端着煮好的苹果送了过去，那女人在门口推辞着，说了些客套的话。“三叔今年有七十吧？”杨硕站起来掸掉裤子上的土，“没那么老，不过他女儿倒是真年轻。”这下子也清静了。我把三叔养的那笼乌挂在晾衣绳上，它用米黄的尖嘴探到翅膀下面。我们曾经在聊天中说起它很有灵性。三叔看着它，捏起几粒谷穗儿放进食盆里。杨硕从屋里端出两碗果汤，说要去米店，他问奶奶拿了钱买米。“这果汤好甜，苹果都软成这样了。”“你觉得三叔这次有戏吗？”“什么有戏？”

 

　　再往前走就是东绦胡同，拐过这个十字路口，米店在另一条胡同入口的地方。老板在躺椅上翻着报纸，屋里有电视不断换台的声音。他站起来从旁边的袋子里舀出米，放在秤上，他问起三叔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含糊其辞地说了些让人听上去安慰的话。不过他也知道三叔的身体，他拿出零钱找给我们，然后说起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和别的院里孩子打架的事。他的孙子听到外面有说话声就跑出来，穿得邋里邋遢的，一屁股坐在地上自顾自地玩儿起来。“他女儿今儿来给收拾屋子了。说拿走些他用得上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哪个？”“看上去挺年轻的。”杨硕说着，“哦，那个孩子不常见她来。”我们从米店里出来，到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饮料蹲在树下喝着。路上人不多，路旁只有几家杂货铺刚刚开始营业。杨硕说恐怕三叔是个多情的人，他去过的地方都有他的情儿。他掏出一根儿烟叼在嘴里又递给我一根儿：“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屋里是有什么动静……我也没注意……那是你妹妹？”她手里拎着布口袋，看见我们在这里就跑过来。杨硕接过那布口袋问她有没有看到爸爸在这附近，她坐到我们中间盘起腿：“爸爸早上就去单位了。妈让我告诉你别人家出事儿别去掺和，不吉利。”“三叔还在医院躺着。”杨硕把烟按在地上，站起来用脚在上面蹍了蹍，“你赶紧走吧，太乌鸦嘴了，小心晚上睡觉的时候窗帘后边闹鬼。”我把烟还给杨硕，她像落下什么话没说：“王涛和程龙在大院，让你们过去……”

 

　　奶奶总是说天儿干，米面都放在储藏室去，就搁在隔壁用红砖水泥堆起来的房子里。那女人也不见了，我们出去之后她也回去了，去什么地方没说，急匆匆地在院门口上了辆出租车，只留了一串钥匙放在桌上还有个电话号码。“我们去大院，晚上就不回来吃了。您做自个儿的就行了。”隔着窗户，我看着杨硕用一根儿短小的树杈逗鸟。我总以为三叔或许会再找个女人，把那些剩下为数不多的日子过得滋润些，后来只是养了这么一只鸟儿，成天对着它嘻嘻哈哈的。

 

　　“你看这乌儿，也蔫儿了。”“没准儿是饿的。去大院吧。”

 

　　这些房子不是危房，就是那种看上去很长时间都没有也不会有人来住的院子。王涛拿出寻呼机给我看，他攥在手里按了几下就跳出一行字，他笑着说是亲戚从广州带来的，是个新玩意儿。他把寻呼机卡在皮带上，是一件军绿色大衣上的皮带，松松垮垮地坠在腰上。他笑起来脸颊上会深深地陷进两个酒窝，头发总会紧紧地贴着头皮。杨硕站在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手里提着那笼鸟。他站在那里嘴里吹着口哨，那鸟却无精打采地蹲在杆子上。“程龙呢？”他把鸟笼放在院子里的水池旁。“他一会儿就过来，一女的把他叫走了。”王涛把衣服裹得更紧了，坐在石阶上继续说，“杜平。”几年前我听过这个名字，他说出来时，声音很轻很利索。当时他还说了些什么，只是很多话我都忘记了。

 

　　院外有几个小孩儿跑来跑去的，我坐在门槛上，身后破损的影壁上长出了青苔，一直伸延到门口的石礅下，都是些毛茸茸的家伙，有些泛着棕黄，还有灰尘，它们在微弱的光线里不停地变换。那女孩儿在院里，程龙走出来说起三叔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叫他，他也不醒，身体像泥粘在床上一样。他去了医院，买了些水果，是上午去的。“他身上到处都是管子，脸也肿了。两个礼拜之前做的手术，到现在脸还肿着，我看了觉得挺吓人的。”“你们在说什么？”杜平手里拿着王涛的寻呼机。她看着程龙把寻呼机放到他手里接着坐了下来。“没什么。”她坐的位置恰好遮住了光，那些灰尘遍布在她周围。我把视线移到路上，几个人骑着车从拐角处出来，像是春雷般在我们面前驶过。

 

　　“他年轻的时候打过仗，这是他说的，他倒是有把步枪。放在床底下，还说这枪是从鬼子身上缴下来的。我一直认为他那会儿脑子已经不好使或是出了问题，像他女人一样。你知道吧？另外，他还有年轻时的照片，很老了，那种东西如果不仔细看恐怕也不会知道这是什么。有一张他站在山坡上，手里提着一只狐狸，拿着那支枪，背后是密密的树林。其余的都是这儿缺一块儿，那儿缺一块儿的。”她侧着身子听我们谈论三叔的病。杨硕把那鸟笼放在她跟前，只见鸟双翅在笼里抖动着，羽毛随着颤动落到笼底。

 

　　奶奶屋里的灯还亮着，我把那笼鸟挂在外面的绳子上就回去睡了。我躺在床上透过玻璃看窗外的树，还有躲在浓重夜色里的浮云。一段时间里，床上的光落到地上，又沿着墙壁攀到屋顶，我看着它们在这间房里不停移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了。在这之前，我听到风从窗户的缝隙间穿过，又缓慢地融化在呼吸中。

 

　　这一年是1998年的秋天，大概是10月份。院里来了很多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或是站在某个地方谈论着什么。秋逸在水池里洗头，他养的那条黄狗蹲在旁边用鼻子嗅地上的水，管子里不断发出只有生锈时才会有的刺耳声。“躺了两个多月，末了儿还是走了。”他把毛巾裹在头上，看着我。“那也没法子，这就是命吧。”我看着这些人，神情沮丧，说话声不大，这个清晨显得很冷漠。“你信命吗？”他问我，“有时候。其实，三叔躺在医院的时候，他或许能明白‘命’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想他那会儿也不担心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都说死的那一刻非常美妙，就……就像电影一样。”他又说，院外又陆续进来一些人，眼睛里像是有层薄雾。有几个搀扶着走进来，是些女人，脸上流淌着妆和泪。“谁知道呢？”我说。

 

　　几个人抬着棺木进了三叔的屋子。前一天这里已经布置好了，在房门口的石柱上挂了黑白花，又请来了和尚到屋里念经，说是别让死者留恋生前的住所，早日进天堂什么的。屋子的墙上挂着三叔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照的，相片里他显得有些严肃，不像年轻时那么自然。

 

　　事实上，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有几个女人坐在厅里互相谈论着三叔，不知道说到什么地方就哭了。我到院门口看看灵车停在树旁，上面是落满灰的花带(一黑一黄)。有些人没到院子里，他们站在外面不时地说上两句。王涛坐在街对面的早点铺里，他看我出来就朝我招手，杨硕和他妹妹坐在旁边朝着院子看。“人真多，没想到一下子会来这么多人。”他掏出寻呼机继续说，“程龙去外地了，和杜平。他说是去上学，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干什么。”街道上落满的银杏叶干巴巴地躺在地上，初秋的时候，它们纷纷扬扬地从树上落下来，带来枝叶的芬芳，此后它们身体里的纤维渐渐死掉，失去身体里的水分，只剩下一副干瘪的躯体。

 

　　“什么时候走的？”我问王涛。这会儿，人们逐渐开始拥动，院子里突然进来很多人。我们跑回屋里敞开半扇门，奶奶给了我们几张纸，上面写着“避”，黄纸红字，说放在枕头底下能够远离凶险。屋外开始烧纸的时候，那些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带着一种恐惧的气味越过我们。“前天。他给了我一个号码儿，我打过去但没人接。”王涛坐在椅子上胡乱按着他的寻呼机。“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杨硕探出头去看外面的情况，那个女人以及三叔的女儿跪在棺木前叩头，接着往火盆里放了些纸钱，跟她们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只是都看不清模样。

 

　　后来，我听到院子里有砸盆的声音，有个声音不断重复“您一路走好，—路走好，都别惦记着”，带着哭腔，听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在哭，院子里的其他住户像我们一样呆在屋里，等这些人走后才会出来。

 

　　车在巷子里开得很慢，一路走有人一路洒着手里的硬币，落在地上叮当乱响。院子里躺着被剪刀豁开口子的枕头，里面那些荞麦皮撒了出来，还有摔成两半的盆，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劲儿才把它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留下个乱摊子。”奶奶在厅里抽着烟，“又走了一个。”她自言自语地说着，坐了一会儿，她就端着烟灰缸回了屋。院子里的烟还没散，三叔屋子里的火盆还燃着纸，用黄白纸剪成再折起来烧，也有五六十包吧。那照片最后也被拿走了，屋星空空的，少了些人气。我走过去，把门掩好。

 

　　车是开往火葬场的，本来还想将三叔留家里几天，那几个女人不同意所以就拉去烧了。有些事情现在是想不透的，就像很多事没有准确的方法解释·过几年，你再去想或许能明白能悟出其中什么道理，但我们仍然所知甚少。“三叔养的那只鸟给我吧，我拿回去养。”我们到大院里，杨硕坐在一块石头上说，。三叔那杆枪改天拿出来，可惜就是没子弹了。”“去门头沟的林子里打兔子去。”王涛摆弄着他的寻呼机。“程龙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我问他，王涛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回去的路上，风把两旁的树吹得“沙啦啦”地响，它们有节奏地摆动着躯干，光线使影子更加细长。我总是想不起它们的名宇，它们像那些房子一样老。三叔的屋子敞着门。火盆已经端走了，门上的花也摘了，屋里恢复了平时的模样。奶奶说来了几个小伙子，两三下就弄下来带走了。我进去把那杆枪找了出来，上面还落着土，枪膛子已经没了。这东西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柄和托都是木质的。有的地方已经开裂甚至被虫腐蚀过。奶奶坐在院子里抽着烟。这里忽然变得潮湿，我能感受到，空气里有着浑浊的气体在不断地旋转着。“又要降温了。这些日子太冷了。”“是啊。怎么会这么冷？”“你把我那件棉背心儿递给我。”“在哪儿呢？”“我枕头旁边。”奶奶套上衣服并没有起来，她只是看着院子里那些植物。

 

　　过了两三年，我在街上遇到程龙，他自己一个人坐在快餐店里吃面，起初他没认出我。之后我们聊了很多事，关于这几年他的生活还有我的生活，也说起王涛和杨硕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他没说起杜平，我也没有问他关于她的事。他去了广州，跟着一个叫“大明”的人跑码头，他说是类似搞运输的活儿，整天没日没夜的，身体受不了，做了一年就坐不下去了。后来断断续续地在当地揽了些活儿做，过了几天好日子。不过很快又要到处联络人找事情做。“那你现在准备做什么？”“还不清楚，报了夜大，先上着吧。”“你离开北京没几天三叔就死了。”“是吗？”我们没继续说下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三叔的死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场面变得有些尴尬，但很快我们便适应了这种局面。我们东拉西扯地又聊了一会儿，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

 

　　我们在快餐店里消耗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脑子里忽然跳出很多画面，怎么说呢？就像是电影一样：我看到杨硕举着枪在山上打猎，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枪膛子，枪声很响，那些鸟受到惊吓后便从山上飞走了。阳光在空气中融化掉，像遇水的火，山脉般的云被火烧透，一起与这炙热的烈焰沉入深海。这一刻他站在山顶，扛着那杆枪，手里攥着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