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一封信的一九九三

　　1

 

　　1993年的初夏，那封信动身了，它用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从李家庄来到陆家庄。对于一封信而言，这实在是一段短暂的路程，但对于我的母亲来讲，它却是漫长的，不安的，令人忐忑的。

 

　　寄信人是我的父亲。那时他与我的母亲互不相识，也素未谋面，只是经过媒人的一番牵线搭桥，便有了迎娶我母亲的念头。农村男人嘛，对于婚嫁之事向来没有什么要求，只要对方是个女人，可以将就着成一个家生一双儿女便皆大欢喜了，况且，他也通过媒人见到了我母亲的照片，长得不孬，他很满意。可婚嫁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单方面的满意是没用的，得需要对方点头同意才行，尽管父亲心底里一百个愿意，但母亲却拒绝了，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父亲已经有过一任妻子，他是个二婚。

 

　　父亲的前妻是一个颇受邻里赞誉的贤惠女人，婚嫁过后，靠一双手把平实的日子过得精心细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孕期，她患了极重的病，乡镇卫生所的三脚猫大夫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连同腹中的胎儿双双殒命。

 

　　媒人将父亲的这段过往讲给母亲听，说父亲是个好人，老实巴交还家境殷实，若不是命不好，母亲还未必捡得到这样的便宜。母亲气笑了，她说：嫁给个二婚我还三生有幸了？你要是眼热，就撕了自家的红本本去给他暧炕头儿呗。再说人好不好是一回事，命苦不苦是另一回事，生在这种三不管的地界儿，谁的命不苦呢？总不能因为人家可怜，就委屈自己吧，天底下没这个理儿。

 

　　婚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但媒人并没有放弃，在她看来，我的父母异常般配，哪怕走遍全庆云所有的村庄，也不会再找出另一户如此合适的。当然，倒不是这俩人多有夫妻相，而是这两家人彼此的窘迫状况，实在是堪称门当户对。

 

　　首先，父亲的问题在于，他不仅年纪大，家里还死过女人。在乡下，二婚算不得什么，但妻儿病亡就是大事了，因为太晦气。按照村中长者迷信的说法，死在腹中的胎儿并不能投胎，因为不成人形儿不沾人气儿，阎王爷那里不收。又因为它一直呆在肚子里没见过天光，不认得路，所以化成冤魂后也无处可去，只能留在怀它的那户人家宅着。想想看：家中有冤魂，这晦气，谁能接受？所以，我父亲也就难以促成一桩新的婚事，除非他愿意续一门寡妇，或者身体有疾的女人，比如跛子，疯子。可是，不到万不得已，哪个男人愿意这样呢？

 

　　而我的母亲，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模样生得俊俏，还读过一年半的初中，针线农活也样样精通，无奈的是母亲的家境太过落魄，她既要抚养三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又得照顾积劳成疾瘫痪在床的双亲。几次有人替她说媒，都被男方拒绝了，人家说：好看有么用，识字有么用，谁娶媳妇那不是为了过日子，她家这情况，娶了一个，得帮衬五个，谁养得起？于是，母亲就这样从十八岁耽误到了二十四岁，就算有不嫌弃她家境的，也开始嫌弃她的岁数了。

 

　　对乡下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贫穷更可怕。这世间一切的苦痛，总会有一个极点，人遭遇了它们，挺过去便生，挨不住即死，但不管怎样，苦痛总有结束的那一刻。可贫穷却不是这样，它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泥潭，待苦命的人坠进来，它便开始小口小口地吞噬，这种吞噬不急不躁，不声不响，同时也不容抗拒。深陷泥潭的人们被束缚躯壳，扼住四肢，屏住口鼻，他们挣扎无用，哭号无声，除去默默忍受，再无他法。更为可怖的是，贫穷吃掉一个人后，会继续去吃他的子孙后代，反反复复，无休无止。而庆云（我的家乡），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泥潭，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一辈子只做两件事——种植，生育，前者为吃饱喝足饿不死，后者为传宗接代续香火。至于爱情？没那个工夫，更没那个心情。

 

　　2

 

　　那天，母亲打齐了猪草，顾不上吃饭就装满一大捆旱烟叶，推着家里锈痕斑斑的二八自行车往城里赶，她不会骑，便推车沿着205国道一路小跑，只想早到会儿，占个好位置，多卖几个钱。

 

　　这里说的“城里”，并非真正的县城，而是当地一个村庄的名字。时明朝洪武六年，置庆云县，知县杨思义移县治于鬲津河北岸，创城垣，表立四门，建泰山行宫。千百年变迁后，庆云古城变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小村落。1963年，鬲津河水灾成患，一番治理后，国家决策以河为界，将庆云一分为二，一新一老，由河北山东两省并管，山东庆云为县，河北庆云为镇。这地区的发展与治理就好比养孩子，而两省并管就相当于给孩子找了两个妈，听着是不错，两个妈奶水多足啊，孩子想不茁壮成长都难。可实际上呢，这两个妈谁也不愿意分一口奶来喂这个孩子，孩子吃不到奶自然长得又瘦又小。于是，在别的地区都喜笑颜开地跟着国家的稳健步伐奔向小康，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带来的企业，财税，外贸，医疗，住房，教育等一系列改革的福利时，庆云被遗忘了。在南方一个又一个经济特区建立起来时，庆云人才刚刚开始庆祝他们将白面馒头搬上饭桌。

 

　　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庆云人始终沉浸在自己的日子里，为三餐温饱岁有余粮而朝夕忙碌，他们未曾想过去了解庆云以外的世界，也从未想到自己是被外界所遗忘的孤儿，他们忙得无怨无悔，忙得理所应当，我的母亲也是如此。

 

　　母亲一个人推着车一路小跑来到城里，趁着没开集，气喘吁吁地挑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她横下车，在车前铺下两条麻袋，将烟叶整整齐齐摆在上面。不多时，一辆卖韭菜的三轮挤在了她旁边，并且慢慢地向着她的烟叶摊靠近。

 

　　停，别动了，再动就轧着我的烟叶了。母亲说。

 

　　三轮的主人低头看一眼母亲，又看一眼烟叶摊，没说话，继续逼近。

 

　　你停！母亲一把推住还在后退的三轮儿。不能倒了，下边儿有我的烟叶儿，再倒就轧上了。

 

　　知道要轧上了，还不往一边儿撤撤？

 

　　往哪儿撤？后边也有人家的摊儿，咱不能就顾自己方便不是？

 

　　我管你撤还是不撤。男人说着，扒开母亲的手，继续倒车。

 

　　别动！母亲拦住他。能不能讲个理儿？你来得晚，没占到地儿摆不开摊儿是你事儿，你把你三轮儿往我摊儿上轧，烟叶儿碎了脏了，我还卖不卖？

 

　　我管你卖不卖，我哪回来都是摆到这儿，这地儿你给我占了，我轧你个摊儿都是轻的。男人说。

 

　　你的地儿？母亲的声音冷了许多。

 

　　我的地儿！男人一咧嘴儿，手上力道骤加，推动着车子，两个后轮儿朝铺满烟叶儿的麻袋碾过去。

 

　　母亲没再言语，只是盯着三轮车的车轮，在它们即将轧到烟叶儿时，她动了。啪，啪，两个清脆的耳光声响起，男人捂着脸愣在原地。

 

　　随后，母亲掀翻了男人的三轮车，抓起用草绳系起的韭菜捆，一把一把地抽出来丢在地上，又跺又碾，直至布鞋和石板路都被浸得翠绿。

 

　　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跟你奶奶在这儿耍横。母亲骂着，啐一口唾沫，卷起烟叶儿推着车走了。

 

　　其实母亲远没有集市上所表现得那样凌厉，她推着车走在田间小路上，才几步，就哭出了声。

 

　　她想起以往，家里的农田要浇地，化肥撒下好几天，大队的水泵却迟迟不到位。她跑去催，说尽好话，赔尽笑脸，依旧被敷衍了事，每一季都这样误了最佳的浇灌时机，粮食长不好，收成也就欠佳。她还想到一家老小拼死拼活还混不到口嚼裹儿，想到自己一天天忙里忙外，还要被左右邻里背后笑话。

 

　　人都是这样，想到伤心事便停不下，心里也跟着委屈。而心里一委屈，鼻子便跳出来作怪，连带着眼睛也开始不争气，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掉，一掉就收不住，最终演变成一场号啕大哭。于是，刚刚在集上霸气侧漏的母亲，忽地变成一个泪人儿。

 

　　眼泪是个很怪的东西，一方面，它是人脆弱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一种坚强，一种一往无前不顾一切的坚强。

 

　　母亲此刻便具备了这种坚强，她在心里暗自决定，要嫁人，且要嫁给一个读过书有文化的人，这样生出的孩子才能有良好的管教，才能出人头地。

 

　　恰巧，父亲的信，在这时候出现了。

 

　　3

 

　　信是个好东西，它跋山涉水，从这一处递到另一处，让分居两地的人得以联络，它委婉平和，把平常羞于启齿的情感，用蓝或黑的墨水铺在纸上娓娓道来。从古至今，再没什么东西能比一封信更撩人了。所以，当母亲展开父亲的来信时，叶子脱离了梢头，鸟儿离开了南方，你再也找不到春天，它漾到母亲的心口去了。

 

　　后来母亲说，当时她整颗心都浸入了那一页半的信纸中，浸得快要醉掉。她从未见过那样好的字，行云流水挥洒自如，藏锋处微露锋芒，露锋处又暗显含蓄，亦浓亦纤，无乖无戾，亦中亦侧，不燥不润。

 

　　当母亲继续往下看，看到的是李国尧，也就是我的父亲，一段极简的自我介绍，再往下则是几句诗文。诗文的意思母亲没懂，但是父亲的意思她却懂了，那是在夸她，夸她好看，夸她有文化，夸她有吸引力。再往下，是一段诚挚的道歉，其间复述了父亲上一段的悲惨婚姻。信的结尾说，陆曼同志，希望你不要嫌弃我。

 

　　陆曼，也就是我的母亲，她看到这里时，喜不自胜，情不自禁，捧着信纸连连点头，口中道，不嫌弃，不嫌弃。

 

　　就是这封信，让母亲入了痴，化了魔，她觉得自己是只落难凤凰，而父亲，则是她命中注定的梧桐，她要嫁给他，必须要嫁给他，只能嫁给他。

 

　　母亲把信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炕头的被褥下，静静地等待着属于她的婚礼。

 

　　而事情也顺理成章地发展着。

 

　　没多久，李家上门提亲，下聘礼，一辆二八大梁自行车，两包布，三篮鸡蛋。按风俗，婚前男女双方不能见面，要避嫌。

 

　　母亲不在乎嫌不嫌，不让看那就偷看。她趴在窗沿下，挤着眼儿往屋子里瞅，那里面有她未来的丈夫，母亲对他充满期待。

 

　　无奈老屋的窗户上装的并非玻璃，而是粘上去的塑料膜。风吹日晒，塑料膜膨起且泛黄，任凭母亲如何看也看不清屋里的情形，只能偷听几句谈话。她听到了父亲的声音，音色平实，透露出一股木讷与老实，母亲放了心，她很满意。

 

　　1993年10月，母亲正式嫁给了我父亲。

 

　　载着母亲前往八里之外李家庄的不是老年间的花轿，也不是时髦的小汽车，而是一辆刷着蓝漆，没有车篷的时风牌农用三马。

 

　　那天，肆意的风从田垄间吹过来，带着庄稼和泥土的气息，母亲头上轻系的方巾被扬起，随着风在空中盘旋，最后跌落在路边的土沟中。这个生在农村的凤凰，就这样一路颠簸，又一路风风火火地出嫁了。

 

　　新婚之夜，月明星稀。

 

　　父亲与众多亲朋干掉最后一杯牛二，颤巍巍地起身，颤巍巍地送客，又颤巍巍地入了洞房。母亲坐在炕尾，父亲站在炕头，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良久，父亲问，你累么。

 

　　母亲松一口气，道，累，睡吧。

 

　　其实母亲说的睡，就是纯粹的睡，是身体极度疲劳状况下本能的睡。但这个睡字到了父亲耳里却变了味道，他把这个睡，当成了某种暗示。

 

　　就在父亲火急火燎拽掉上衣，脱掉裤子，准备更进一步时。母亲慌了，你要干吗？睡觉怎连裤子也脱了？

 

　　父亲也奇怪，不脱裤子咋睡？

 

　　母亲没来得及答话，便被父亲扑倒了。

 

　　月亮被云彩遮住光亮时，父亲完成了一个丈夫该完成的事。而母亲呢，手足无措间，完成了姑娘和妇人的转变。

 

　　4

 

　　母亲是在婚后第三个月发现自己被骗的。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大队里来了人，统计每家每户有几块地，占多少亩，全部记在纸上。父亲拿着铅笔犹豫半天，转头问母亲，哎，那个，一亩地的亩，咋写？

 

　　母亲愣一下，点，横，田。

 

　　父亲又说，哎呀，你来你来，我写不好。

 

　　母亲走过去，接过他手中的纸看一眼，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数字，七扭八歪。

 

　　你写的？

 

　　父亲挠挠头，是，我写不来，你写吧。

 

　　母亲打发了大队的人，一声不吭回了屋，翻腾半天，找出了那封信，她问父亲，你来看，认识吗。

 

　　父亲拿在手里看半天：这是嘛啊？谁给你的？

 

　　你给我的。母亲声音清冷。

 

　　我给你的？不，不是。父亲摇摇头。不是我写的，我不会写。准是七风写的，他有文化，字好，上头有嘛事儿了，都找他。

 

　　不是你写的就行了。母亲说。

 

　　肯定不是呗，我要能写这个，我还用得着娶你吗。父亲说。

 

　　行，行，行。母亲颤着手，流下眼泪。

 

　　咋了？咋了？父亲慌了。

 

　　没咋，离婚吧。母亲轻声说。

 

　　父亲愣在原地，他不明白母亲为何突然要离婚，只当她是一时痴傻，笑骂道：傻娘们，说嘛呢？

 

　　我说！离婚！母亲再绷不住，她痛哭着，一字一字喊出来。你们，你们骗我，骗婚，你们，犯罪，犯罪啊。

 

　　父亲的回答很精简，一个清脆的耳光，就像当初母亲扇韭菜男那样不假思索。

 

　　挨了打的母亲，又悔又恨，原以为自己找对了梧桐，却不曾想是瞎了眼，把一根歪脖子老槐当成了梧桐。更坑的是，这老槐还他妈是个刺槐儿，居然动手打她。母亲心想，这男人，无能就算了，还无耻，还无药可救，她得离婚，必须离，赶快离。

 

　　离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在农村。而刚结了婚就要离婚的，自然更为可怕。

 

　　七大姑八大姨们都来安慰母亲，她们说：傻孩子哟，那信是个什么物件儿？它能比一个踏实干活养家的男人重要吗？

 

　　重要。母亲说。

 

　　哪里重要？

 

　　我没法解释，你们不懂。

 

　　老女人们的确不懂，她们和父亲一样蒙，但她们却懂其他的东西，有着其他的智慧，她们一眼就看穿了另一件事——母亲怀孕了。

 

　　是的，母亲怀孕了。没人能想到，在那个月明星稀的新婚夜，急躁的父亲和懵懂的母亲，那样轻而易举地创造了我。

 

　　我设想过另一种结局，如果我没有急匆匆地出现在母亲的腹中，母亲或许会顺利地拿到离婚证，完成她离开庆云，奔赴他乡的夙愿。但因为我的存在，父亲和他的家人，宁死也不愿结束那桩婚姻，他们不需要母亲，但他们需要我，需要一份延续姓氏的香火。

 

　　于是，在1994年的春节，在街头旺火的光亮中，在大小鞭炮的喧闹里，母亲吞下小半瓶农药，安静地倒在盛大的雪地中。

 

　　至于那封信，它早已化为灰烬，永远地留在了1993年没有星月的暗夜。